美国女作家：在美国我只看到法西斯主义我至死支持中国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诞生，四周都是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而就在这时，朱德总司令便收到了一封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来信，信中用饱含深情的语言写道：

  “三天以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中新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电台中断了原定节目，宣布上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苏联已同政府断交，并表示它打算承认新的中国人民政府。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便感到了极大的快乐，我的心终于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我没有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而就在此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派使带着1000美元，来找史沫特莱，希望她到革命胜利了的新中国作客。史沫特莱很开心，她的内心早就飞到了那片她热爱的中国大地，但是，她来中国的路，却困难重重。

  从1949年7月起，史沫特莱就一直在申请出国的护照，但美国政府多次拒绝申请。国防指控她是间谍，后来找不到证据，撤销了指控，然后美国政府仍不放弃，情报部门一直监视着史沫特莱，搜集材料，妄图加罪于她。

  ?“我也许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因为我对美国的情况是如此沮丧。我看到的只是法西斯主义，我等待着今后某一时刻的大逮捕。何时发生，我不知道，但当他们动手的时候，我知道我将在被捕的头一批当中。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我的新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

  ?终于，经过友从多方奔走，史沫特莱在10月末拿到了出国护照，但美国政府为避免她来中国，护照上只允许她去英、法、意三国。11月15日，史沫特莱来到英国伦敦，想在英国寻找前往中国的机会。

  ?不幸的是，到了英国后，史沫特莱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得了严重的胃溃汤，只能靠喝牛奶维持生命。

  ?1950年5月5日，史沫特莱准备在牛津大学的医院做手术，手术前，她仿佛对自己的生命有了预感，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我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4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佃农家庭，在史沫特莱还很小的时候，全家移居到科罗拉多州南部。

  ?史沫特莱的家庭十分贫困，为生存，她当过侍女、推销员，卖过报纸，这些经历，让她对底层人民始终抱着深切的同情，也决定了她必将走上为了解放受压迫者而奋斗的道路。

  ?16岁时，史沫特莱的母亲，因为过度劳累和营养失调而死去，史沫特莱也从此离开了家，四处流浪。18岁时，史沫特莱跟一个年轻的技师结婚，但不久就离婚了，她说：“我永远厌恶把性视为男女之间结合的重要的因素的想法，只有建立在友情的关系才是线岁时，史沫特莱来到了纽约，开始了白天工作，夜间在纽约大学学习的生活。从那时起，史沫特莱开始关注受到西方列强压迫的亚洲人民，她与生俱来的正义感，让她不停地为亚洲人民发声。

  ?1918年，为帮助印度的独立运动，她伸出了友谊之手，美国政府以破坏“中立法”为由，将她逮捕，关了三个月。

  ?1919年末，史沫特莱通过在货轮上当勤杂工，来到了欧洲。她一到欧洲，就直奔柏林，会见了印度革命领导人威伦。这个杰出的革命家，把史沫特莱吸引住了，两人很快恋爱，然后结婚。

  ?可是，这段婚姻并没给史沫特莱带来幸福，她憧憬培育女子优美成长的爱情，但又憎恨传统家庭关系中，如同奴隶一样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妻子与母亲的身份，这让她非常痛苦。虽然两人互相尊敬，也很恩爱，但生活方式相差太大，史沫特莱甚至到了发狂的地步，不得不接受精神分析疗法三年之久。

  ?1927年，史沫特莱33岁，为了从威伦那里彻底解脱出来，她到丹麦和捷克去旅行，在那写下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1928年，史沫特莱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并作为特派员，派往中国，她来到了她即将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

  ?早在1925年，史沫特莱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关心亚洲受压迫者的史沫特莱，很自然对在中国的革命也极为关心。

  ?1928年末，史沫特莱从东北进入中国，由哈尔滨到沈阳、大连、北平、上海、广东，渐渐南下。这一路上，史沫特莱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中国人几乎如同没有防御的奴隶一样，没有教育，没有财富，很多人连维持最低生活的粮食都没有，这些痛苦的情景让史沫特莱备感心痛，她将这些印象写成《中国的命运》一书，在书中为中国大声疾呼。

  ?来到中国后，史沫特莱以上海为基地，结交中国进步人士，参与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之中。宋庆龄，鲁迅，茅盾，丁玲等人，都是史沫特莱的朋友。

  ?在上海，史沫特莱与宋庆龄一起营救被逮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牛兰夫妇，在这过程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32年12月，史沫特莱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沫特莱任英文秘书，具休协助宋庆龄工作。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工作，就是营救被政府非法逮捕的人和进步人士，史沫特莱在这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在法租界的寓所，成为了许多高级将领养伤治病的地方。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在反“围剿”战斗中身负重伤，就是在宋庆龄的介绍来，来到了史沫特莱的寓所治病养伤，史沫特莱通过采访周建屏，写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将当时被封锁的红军真实状况介绍给世界。

  ?左翼作家丁玲被蓝衣社特务绑架时，史沫特莱得知后立即向外文报刊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未敢加害丁玲。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革命活动，让蒋介石恼羞成怒，他派特务暗杀了总干事杨杏佛，想借此吓退宋庆龄，但宋庆龄毫不惧，亲自为杨杏佛主持葬礼。

  ?杨杏佛被杀后，其他一些成员或离开上海，或流亡国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沫特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影响，主动承担起保卫宋庆龄的工作。她经常身带手枪，暗中保护宋庆龄。

  ?特务戴笠和沈醉，曾策划用汽车撞伤宋庆龄，让她不能外出活动。但史沫特莱经常跟在宋庆龄身边，担心撞死美国记者，怕引起国际纠纷，所以最终没敢实施。

  ?史沫特莱跟鲁迅先生的关系也非常好，她非常敬重鲁迅先生，认为他的作品“正像一把利剑劈入残忍、腐化和虚伪之中，而唤起人们起来战斗”。

  ?鲁迅先生晚年疾病缠身，史沫特莱多次劝说鲁迅出国疗养，但鲁迅不愿意。1936年5月31日，史沫特莱特地请美国医生来为鲁迅诊断，医生说鲁迅病情严重，恐怕过不了年了，史沫特莱急得掉下了眼泪。鲁迅先生在这天的日记里记着：“下午史君（史沫特莱）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明甫（茅盾）译语。”

  ?鲁迅先生逝世时，史沫特莱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亲自帮助料理了鲁迅先生的丧事。

  ?1936年秋，史沫特莱因病离开上海，来到西安休养，正巧遇到了当时震惊中外的“西发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逼蒋介石抗日。

  ?事变发生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西安城，但西安却没有向外界发声的渠道，苏联误以为西安事迹是日本策划的，日本则指责事变是莫斯科发动的，企图通过西安事迹，在中国制造内战。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攻击西安事变。

  ?就在这危急关头，张学良想到了史沫特莱。他召见了史沫特莱，向她说明事变的真相，并委托她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

  ?史沫特莱抱着病体，主持英语广播一个月之久，为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为当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史沫特莱离开西安后，便前往革命对地延安，在这里，她跟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的一个早晨，史沫特莱跟丁玲等四人来到红军总部，第一次见到朱德。

  ?“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史沫特莱后来在书里写道。

  ?但在随后的交流中，史沫特莱感受到了朱德的内心无限丰富，他的每一个声音、动作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朱德的人格魅力，让史沫特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她要为朱德写一部传记。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史沫特莱说，“中国人中，10个有8个是农民，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介绍你的经历，你的经历平凡而伟大，如果你把你的经历全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了口。”

  ?朱德告诉史沫特莱，他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的一小部分，并劝史沫特莱先到各处走走，多做些了解再做决定。史沫特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和士兵，但她最后还是决定要为朱德写传记，朱德只好同意。

  ?于是，每个星期，他们便会抽两三个晚上进行交流。史沫特莱的中文并不流利，所以身边还有一位中文教师兼秘书与翻译，一般交流时，史沫特莱与朱德都用中文，遇到表达不够时，便用朱德也懂的德文，再到更复杂的表达，双方都只能用母语，再由翻译从中转换，三个人多种语言交流，场面活跃而有趣。

  ?史沫特莱第一次见毛主席，则是在晚上，因为毛主席习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

  ?史沫特莱后来记述了这次会面：“我在半夜里去拜访他，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大桌子上面点着一支巨烛，烛光在一堆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而有补丁的大衣，他站的地方高出别的部位，便他的身材显得更大高大。”

  ?毛主席对史沫特莱也非常热情，他经常跟史沫特莱探讨国内外形势，也会谈论文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朱德率领部队离开延安，到前线去抗战。

  ?此时，史沫特莱非常纠结，一方面，她还要整理资料，为朱德写传记，另一方面，她想到前线去报道掂消息，两者都是很重要的使命。

  ?“史沫特莱，芦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抗战的序幕。我认为，你去前线报道抗战的消息，比你研究过去的历史更重要。”毛主席真诚地对她说。

  ?于是，史沫特莱听从毛主席的建议，在10月份来到了山西五台山地区的八路军总部。

  ?来到前线的史沫特莱，跟随八路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白天行军，晚止写稿。她采访并报道了平型关大捷，以及八路军开进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事迹。这些报道后来汇编成《中国在反击》一书，在书中，史沫特莱流露出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普通中国民众的挚爱与深情。

  ?“今天吃饱了饭的我，认识到我不会充分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含义和实质，而它在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心里深深地铭刻着。我仍然是个旁观者，处在享受特殊照顾的地位。虽然这些人在挨饿，而我却总有东西吃，尽管他们冻得发抖，而我却有衣服穿，有暖和的床铺。他们将作战，许多人将战死在冰冻的战场上。我是旁观者，我注视着直到他们与漆黑的街巷融为一体，他们仍在唱着歌。我渴望理想的火花能使我窘迫他们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描绘出他们对为之献出比生命更多的伟大斗争所抱有的坚定信念。”

  ?1938年，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考虑，决定让她回到后方汉口工作，她非常不愿意，跟八路军在一起的日子，能够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是这样记述的：“只有和这样褴褛的军队一同生活，才能满意地感到到像过去在密苏里森林科罗拉多煤矿那样的民主主义。”但最终，她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挥泪离开八路军。

  ?离开八路军后，史沫特莱继续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事迹，为八路军争取更多的援助。

  ?在孔祥熙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史沫特莱直率地向孔祥熙索要支票支持八路军，孔祥熙本就非常痛恨八路军，他生气地说，八路军应该满足于正规的军饷，不应该再担特殊待遇。史沫特莱不客气地说：“我不是为了八路军担什么要求，我是为那些为保护你的财产而在和日本人打仗的农民游击队向您募捐。”最后，她带着一张捐给家民游击队的大额支票离开。

  ?由于长期艰苦的工作，史沫特莱积劳成疾，1940年返回美国。她离开时说：“我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做——要向美国讲有关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人民如何战斗过，现在仍然在战斗着。”

  ?在美国，史沫特莱不遗余力地做报告，写文章，在电台上做广播，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同时，她开始整理当年的采访资料，创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开始了狂潮，由于史沫特莱从事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活动，她受到了?国政府的迫害，但她毫不畏惧，依然发表广播，控诉和揭露美国的阴谋。

  ?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深情地说：“我多年来一直支持，现在仍然支持新中国，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爱美国，但美国没有我的家，我的家是在中国。”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史沫特莱将她所有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她在遗嘱中写道：

  ?“一切从我写作中所得的款项均交给中国人民总司令朱德将军。他能够应用这笔款子，把它用在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上。”

  ?1951年2月，中国将史沫特莱的骨灰运回北京。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中国政府将她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上面是朱德总司令亲自书写的金色题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虽然史沫特莱生前没能够回到这片她最热爱的土地，但她最终安息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享受着中国人的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