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哥劝二伟表白二伟把酒一闷说算了

  他低着头，左手搁在桌上，右手大拇指搓一颗花生米的红皮。搓一下，皮碎了，落在桌上。再搓一下，又碎一点。那颗花生米搓了得有两分钟，搓得光溜溜的，桌上碎红皮堆了一小撮。

  这人我认识八年了。他在批发商业市场给人搬货，两百斤一袋的大米，扛起来走路腰都不弯。修车铺老王卸轮胎，卸不动，喊他搭把手，他过去一使劲，螺丝嘎嘣一声就松了。就这么个人，现在手在抖。

  那天是周六，亮哥组的局。亮哥是我们这几个里年纪最大的，四十二，在菜市场有个冻品档口，卖些鸡腿鸡翅根。他这人热心，谁家有事他都爱掺和，但掺和得让人不烦，因为他说的都是实话。

  地方在批发商业市场后街那个“老胡家饺子馆”。门脸不大，塑料门帘，夏天挂上去冬天摘下来那种。屋里摆六张桌子，桌面是白塑料贴皮的，边角都翘起来了。墙上挂个电视，永远放着中央十三台，声音开得小，底下吃饭的人谁都不看。

  我们三个人坐靠窗那张桌。亮哥坐靠墙，我坐他对面，二伟坐亮哥旁边。桌上先上了盘油炸花生米，一碟拍黄瓜，三瓶青岛啤酒，全开了。

  “这礼拜不行，鸡腿走不动。”他倒了杯酒，喝一口，“批发价掉了一块钱，零售价不敢动，一动老顾客就跑了。硬扛着。”

  “薄也得扛。家里俩老的吃药，一个月两千打底。闺女明年上初中，择校费我还没攒够。”他拿筷子夹了颗花生米，嚼了，“我有时候算账算到半夜，越算越睡不着。”

  “你跟我俩还藏着掖着。”他掏出烟，点了一根，吸一口，烟雾从他鼻子喷出来，“我问你，周敏上礼拜三是不是又给你送饭了？”

  亮哥把烟灰弹在一次性纸杯里，笑了一声。不是那种开玩笑的笑，是那种“我啥都知道”的笑。

  “人家姑娘大中午不休息，从城东坐公交车到城西，给你送一保温桶排骨汤。二伟，你跟我说说，这叫啥？”

  “我替你说。这叫喜欢你。”亮哥把烟叼在嘴里，两手摊开，“这事谁都看出来。老王看见过两次，老赵看见过一次，我媳妇上个月在菜市场碰见周敏买菜，回来跟我说，那姑娘买排骨专挑小排，说二伟胃不好，小排炖汤不油腻。我媳妇跟我说完，我坐那儿想了半天，我说这姑娘上哪儿找去。”

  饺子馆里电视正播一条新闻，说什么高速路堵车。老板娘在柜台后面算账，计算器按得滴滴响。后厨有人喊了一声“三号桌饺子好了”。

  “我问你一句，你就差一句话的事儿。你跟她说明白了，成不成是另一说，但你得说。你不说，你俩就这么吊着，算啥？”

  二伟把手里那颗花生米搁桌上，拿起酒杯，一口闷了。啤酒顺着杯壁往下淌，他喝完把杯子放回去，杯底磕在桌面玻璃上，声音很脆。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筷子本来搁在碟子上，他手一抬，碰歪了。筷子从碟子上滚下来，一根掉桌上，一根掉地上。他没捡。

  桌上那堆碎花生皮，被窗户缝钻进来的风吹得微微动了一下。亮哥面前的烟还在烧，烟灰积了一截，没弹。

  他弯腰去捡地上的筷子，捡起来，搁在桌上。然后又拿起酒瓶，给自己倒酒。瓶口磕在杯沿上，当当响了两声，手不稳。

  不是捻在烟灰缸里，是直接捏在手里掐的。烟头烫他手指，他甩了一下，把烟扔进纸杯。

  二伟倒满酒，把瓶子搁下。他看着那杯啤酒，泡沫往上冒，冒到杯口，溢出来一点，淌在桌上。

  “你跟我俩还装。”亮哥声音压低了，“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人。咱认识这么多年，你啥脾气我不知道？你要是真不喜欢周敏，你早跟我说了。你刚才说‘算了’，你那表情不对。”

  厕所要穿过走廊，在饺子馆最里头。走廊不宽，墙上贴着瓷砖，白底蓝花的，有一块裂了缝，用透明胶带粘着。我走到走廊拐角，没进厕所，站那儿了。

  走廊里有一股油烟味，混着洗洁精的味道。墙角堆着几箱空啤酒瓶，绿色的，落了一层灰。

  “我爸查出来的，得长期吃药。一个月药费三千二，医保报一部分，自己还得掏两千。我妈把存折给我看，上面就剩一万四。”

  “她说，二伟，妈不是跟你要钱。妈就是跟你说一声，家里就这点底了。你爸这病，往后花钱的地方还多。”

  “周敏她爸身体也不好，她妈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出头。她自己在那家服装店打工，一个月三千五。她给我送排骨汤，排骨多少钱一斤她知道，我也知道。”

  亮哥的烟盒从桌上拿起来，又搁下去。我听见那个声音，纸烟盒捏在手里，慢慢捏扁了。

  我站在走廊拐角，脚底下那几箱啤酒瓶，绿色的，落着灰。有一只苍蝇停在箱子上，搓着前腿。

  前厅传来老板娘算账的声音，计算器滴滴滴地响。电视里高速路堵车的新闻播完了，开始播天气预报。

  我走回前厅的时候，亮哥已经从厕所方向回来了。他坐在那儿，烟没点，打火机搁在烟盒上。烟盒捏扁了，皱巴巴地躺在桌角。

  二伟还坐着。他面前那杯啤酒没动，泡沫全消了，酒面上浮着一层细密的油花，是刚才筷子沾上的。桌上那堆碎花生皮还在，被窗户缝的风吹散了一点，落在碟子边上。

  老板娘端饺子上来了。三号桌的饺子，猪肉白菜馅，冒着热气。她把盘子搁桌上，说了句“醋在桌上自己倒”，转身走了。

  二伟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蘸了醋，放进嘴里嚼。嚼得很慢，腮帮子一动一动的。嚼完咽下去，又夹第二个。

  “肝上的毛病。慢性的，得长期吃药，还得定期复查。三个月去一趟市医院，抽血做B超。去一趟光检查费就六七百。”

  “六百房租，你还剩一千四。吃饭、坐车、电话费、偶尔买件衣服。二伟，你一个月能攒下啥？”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睛看着那盘饺子。饺子热气慢慢散，白色的水汽往上飘，飘到半空就散了。

  “攒不下也得寄。”他又说了一句，“我爸那药不能断。断了就前功尽弃。医生说至少吃两年，两年以后看情况。要是控制不住，还得加药。”

  “我爸有，一个月一千八。我妈没有。她年轻时候在街道小厂干过几年，后来厂子倒了，就没再交过社保。现在一个月领一百多块钱的居民养老金。”

  “那加起来两千不到。”亮哥算账算得快，“药费三千二，医保报一部分，自己掏两千。你爸妈自己过日子还得吃饭买菜交水电。你寄三千，刚好堵上窟窿。”

  “你一分钱都攒不下。”亮哥把烟盒拿起来，想抽一根，发现烟盒捏扁了，里面烟全断了。他把烟盒扔桌上，“你攒不下钱，你就没房。没房，你就觉得没资格跟人家姑娘开口。”

  “她妈那边的亲戚。那男的在银行上班，家里有房有车，父母都是退休职工，有退休金。”

  “去了。她她去的。”二伟手指头还在划拉杯壁，水痕越划越长，“她回来跟我说，就吃了一顿饭，啥也没聊。她说那男的一直看手机，她也懒得说话。”

  “嗯。她第二天中午来给我送汤，坐我旁边说了这事。她说她妈气得两天没跟她说话。”

  “二伟，你听不出来吗？人家姑娘跟你说这事，是啥意思？她是在告诉你，她不愿意去相亲，她心里装的是你。”

  二伟把手从杯子上拿开，搁在桌沿上。他手指头粗，指甲缝里有黑泥，那是常年搬货留下的，洗都洗不掉。

  “亮哥，我跟你算笔账。”他声音很平，平得不像在说自己的事，“我现在一个月挣五千二，寄家里三千，房租六百，剩一千六。吃饭一天算二十，一个月六百。电话费五十，交通费一百，日用品一百。剩七百五。”

  “这七百五，我还得攒着。我爸三个月复查一次，去一趟市医院，路费加检查费加药费，一趟就一千多。我攒三个月，刚好够他一次复查。”

  “周敏一个月三千五。她爸身体也不好，高血压，也得吃药。她妈退休金两千出头。她要是跟了我，我俩加起来八千七。租房得租个大点的吧，一个月一千二打底。两家老人四个，三个要吃药的。亮哥，你说这日子咋过？”

  饺子馆里电视播完天气预报，开始播广告。一个卖保健品的，说什么“护肝养肝，三个月见效”。声音开得小，但那几个字还是传过来了。

  “那个在银行上班的，人家有房有车，父母有退休金，不用他养。周敏要是跟了他，日子不敢说大富大贵，起码不用为药费发愁。”

  “她要的是人。她要的是你二伟这个人。她要是图钱，她早跟那个银行的上街了。她为啥还来给你送排骨汤？为啥把相亲的事跟你说？她是在等你开口。”

  “我说了又能咋样？”二伟抬起头，看着亮哥，“我说我喜欢她，她答应了。然后呢？我俩在一起了。然后她妈天天在家骂她，说她瞎了眼，找个扛大包的。她爸一生气，血压上去了。她每天上班累得要死，回来还得听这些。她能撑多久？”

  “半年？一年？”二伟声音还是那么平，“撑到，她累了，我也累了。钱还是没有，药费还是得掏，老人还是得养。到那时候分开，比现在难受一百倍。”

  他把筷子拿起来，夹了个饺子。饺子已经凉了，皮有点硬。他蘸了醋，塞嘴里，嚼了。

  我坐旁边，从头到尾没插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啥。二伟算的那笔账，每一笔都是真的。他自己一个月剩七百五，他连请周敏吃顿好的都得算计。批发商业市场后街有家自助火锅，一个人五十八。五十八块钱，够他吃三天饭。

  老板娘又过来了，端了盘花生米，说是送的。她把盘子搁桌上，看了我们三个一眼，大概觉得气氛不对，啥也没说就走了。

  “舍不得也得舍。”他伸手去拿啤酒瓶，瓶里还剩半瓶。他给自己倒满，瓶口又磕在杯沿上，当当响，“人家姑娘年轻，长得不差，脾气也好。她值得更好的。”

  “你咋知道更好的就一定好？”亮哥声音抬了一点，“那个银行的，人品咋样？脾气咋样？会不会对她好？你都不知道。你自己。”

  “亮哥，你别劝了。”他把杯子搁下，“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这事我想清楚了。上个月从家回来，火车上我坐了一宿，想了一宿。到站的时候天刚亮，我看着窗外那些楼，一栋一栋的。我想，我这辈子大概就住不起这样的房子。那我就别耽误别人了。”

  亮哥把捏扁的烟盒拿起来，想从里面找一根没断的烟。翻了半天，翻出一根断了半截的。他把断的半截叼嘴里，拿起打火机点。点了两下没点着，第三下点着了。他吸了一口，烟雾从他嘴里喷出来，喷得很用力。

  “二伟，我比你大十岁。”他把烟夹在手指间，“我结婚那会儿，也啥都没有。冻品档口刚盘下来，欠了一债。我媳妇跟我的时候，她妈也不同意，说她瞎了眼找个卖冻鸡腿的。我俩租的房子，厕所公用，冬天洗澡得去澡堂子。熬了多少年才熬到现在这样。”

  “我那时候要是也‘算了’，现在闺女都不知道在哪儿。”亮哥弹了一下烟灰，弹在桌上，“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你算得再明白，也算不过命。”

  “亮哥，你那时候不一样。你媳妇跟你的头两年，你爸你妈不用你养。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有退休金。你们两口子挣的钱，花在自己身上，攒得下来。”

  “我现在不一样。”二伟把空杯子搁桌上，“我俩要是好了，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四个老人等着吃药。我俩挣的每一分钱，都得掰成八瓣花。周敏她现在给我送排骨汤，她觉得这是心疼我。等真在一起了，她就会知道，这排骨汤的钱，本来是该寄回家的。”

  “到那时候，她嘴上不说，心里会不会怨我？会不会感觉跟我在一起，日子太苦了？”二伟看着亮哥，“亮哥，我不想让她怨我。”

  饺子馆门口有人推门进来，带进一股冷风。塑料门帘哗啦响了一声。新来的客人坐门口那张桌，喊老板娘点菜。

  “提醒自己。”二伟把那张纸拿起来，重新折好，塞回裤兜，“每次我觉得日子还行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看完就清醒了。”

  亮哥把烟掐了。这回不是捏在手里掐的，是捻在烟灰缸里，使劲碾了两下。烟头碾碎了，烟丝散在缸底。

  “亮哥，我爸把我养大，供我读到高中。他现在病了，我不能不管。”他拿起桌上的外套，一件藏蓝色的工装，袖口磨得发白，“周敏那边，就这样吧。她要是再来找我，我就跟她说清楚。”

  二伟把外套拉链拉上，朝我点了一下头，又朝亮哥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往外走。他走路有点驼背，肩膀往前塌着。工装外套后面印着批发商业市场的字样，字都洗掉色了。

  他走到门口，塑料门帘哗啦响了一声。冷风灌进来，桌上那堆碎花生皮被吹散了几片，落在碟子边上，落在筷子旁边。

  “你说这世道，”他拿起打火机，打了两下没点，第三下点着了，火苗晃了晃，“老实人连喜欢一个人都不敢。”

  饺子馆电视里那个保健品广告播完了，开始播新闻。说哪里又修了条高铁，时速多少多少，带动经济发展。

  亮哥把打火机搁下，拿起筷子，夹了个饺子。饺子凉透了，皮硬邦邦的。他蘸了醋，塞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

  他站起来，拿外套，掏钱包。走到柜台前，把账结了。老板娘说五十八，他掏了六十，说别找了。

  桌上那堆碎花生皮还在。二伟搓了一晚上的花生皮，红红的，碎碎的，堆成一小撮。碟子上搁着他用过的筷子，一根在碟子上，一根在桌上。他喝过的啤酒杯，杯底还有一层没喝完的酒，油花浮在上面。

  外面天黑了。批发商业市场后街的路灯亮着，黄黄的光照在地上。二伟已经走远了，他往批发商业市场方向走的，工装外套的背影在路灯底下拉得老长。

  亮哥站在饺子馆门口，点了一根烟。这回点着了，他吸了一口，烟雾被夜风吹散。

  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问他冻品档口生意咋样。他说还行，鸡腿走量上来了。聊了五分钟，谁都没提二伟。挂电话前，亮哥说了一句：“我这两天老想起二伟搓花生皮那个画面。”我说我也是。他沉默了几秒，说挂了。

  批发商业市场那边我偶尔还去。有一次路过二伟干活的那个档口，看见他正从货车上往下卸面粉。五十斤一袋，他一次扛两袋，脖子上青筋暴起来，走路步子沉沉的。我站远处看了一会儿，没过去打招呼。不知道过去说啥。

  我碰见过一次。那天中午我从市场东门进去，看见周敏坐在二伟档口旁边的台阶上，旁边搁着那个保温桶。银色的，外面套了个红色保温袋，拉链头断了，用一根橡皮筋绑着。二伟蹲在她对面，手里夹着根烟，没点。两个人就那么坐着，隔了有两三步远。周敏在说话，二伟低着头听。我听不见说啥，但周敏的手一直在绞保温袋那个橡皮筋，绞紧了松开，松开了又绞紧。

  又过了一个礼拜，亮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周敏来找他了。去他冻品档口找的，买了一袋鸡翅根，付钱的时候问了一句：“亮哥，二伟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亮哥说他当时正在给鸡翅根装袋，手停了一下，说没有。周敏拎着鸡翅根走了，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说：“亮哥你别骗我。他最近不对。我跟他说啥他都嗯嗯嗯，眼睛不看我。”

  “我能咋说？我跟她说，有些事他不说，有他的道理。你要是信他这个人，你就别逼他。”

  亮哥电话那头传来冻品档口冷柜压缩机嗡嗡的声音。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媳妇知道了这事，骂了我一顿。说我不该劝二伟表白。她说你以为你是帮他，你是在往他伤口上撒盐。他要是能开口，还用你劝？”

  “有个屁道理。”亮哥声音大了点，“我不劝他，他连‘算了’都不会说。他一直憋着，憋到把自己憋死。说出来起码他知道，不是他不行，是命不行。”

  “你知道最让我难受的是啥不？”亮哥声音又降下来了，“二伟这个人，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求人。搬货砸了脚，脚趾甲都砸黑了，自己一瘸一拐去诊所，谁都没说。有一回他发烧烧到三十九度，还在扛货，扛到下午撑不住了，蹲在货堆后面吐。老王看见了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回去睡一觉就好。就这么个人，你让他开口跟姑娘说喜欢，比让他扛四百斤都难。”

  电话挂断之后，我坐在那儿想了很久。想起二伟那天晚上从饺子馆走出去的背影。工装外套后面印的字都洗掉色了，肩膀往前塌着，走路步子不慢，但每一步都像踩在泥里。

  后来我又去了一趟老胡家饺子馆。一个人去的。老板娘认识我，问今天咋就你一个。我说他俩忙。她也没多问，把我领到靠窗那张桌。还是那张桌子，白塑料贴皮桌面，边角翘着。我坐下，点了盘花生米，一瓶啤酒。

  花生米端上来，我拿起一颗，搓了一下。那层红皮贴在手指肚上，搓掉之后露出淡黄色的花生仁。我把皮吹掉，花生米扔嘴里嚼了。

  嚼着嚼着，我突然想起二伟那天晚上说的话。他说每次觉得日子还行的时候，就把药费单掏出来看看，看完就清醒了。那张纸折得四四方方，边角都磨毛了。他揣在裤兜里，天天揣着。搬货的时候揣着，吃饭的时候揣着，睡觉的时候大概压在枕头底下。

  我喝了一口啤酒，凉的。窗外批发市场后街的路灯亮着，黄黄的光照在地上。有辆三轮车突突突开过去，车上拉着几箱水果。骑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的，脸被风吹得通红。

  我又想起周敏坐在台阶上的样子。保温桶搁在旁边，橡皮筋绑着断了头的拉链。她绞着那根橡皮筋，绞紧了松开，松开了又绞紧。

  这事我没法评判。亮哥说老实人连喜欢一个人都不敢，这话对。但二伟算的那笔账，每一笔也都是真的。一个月剩七百五，四个老人等着吃药。他说“人家跟了我，是跟我吃苦还是跟我伺候老人”，这话问得我一句都答不上来。

  谁有资格让他勇敢？勇敢了之后呢？日子是两个人过的，柴米油盐是真实的，药费单是真实的，存折上那个数字是真实的。爱情再大，大不过一张病床。这话说出来不好听，但二伟比谁都清楚。

  花生米吃了半盘，啤酒喝了半瓶。我站起来结账，老板娘说十二块。我掏了十五，说别找了。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们几个最近是否有啥事。我说没事。她说没事就好，你们常来，热热闹闹的，我看着也高兴。

  我推开塑料门帘走出来。外面风大了，吹得路边的塑料袋在地上滚。我把外套拉链拉上，往家的方向走。路过批发商业市场门口，灯还亮着，几个卸货的工人蹲在路边抽烟。我扫了一眼，没有二伟。

  他大概回他那间出租屋了。六百块钱一个月的屋子，不知道有没有窗户，冬天冷不冷。他大概又掏出那张药费单，看了一遍，然后压在枕头底下，关了灯，躺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可能有裂缝，可能有水渍。他盯着那些裂缝，脑子里可能想着周敏，也可能想着他爸下个月的药费。想着想着，天就亮了。天亮了，他穿上那件袖口磨白了的工装外套，去市场扛货。两百斤一袋的大米，扛起来走路腰都不弯。

  日子就这么过。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他爸的药不能断，他妈存折上的数字只减不增，周敏的保温桶可能还会出现在档口旁边的台阶上。他可能还会蹲在她对面，低着头，手里夹根没点的烟，听她说话。等她说完，他说一句“你以后别来了”。周敏大概不会听。她要是听，她就不是那个大中午坐公交车从城东跑到城西送排骨汤的姑娘了。

  但二伟会不会有一天撑不住，把那句话说出来？还是他会一直撑下去，撑到周敏累了、走了、嫁给别人了，然后他在某个晚上，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把那颗搓了一晚上的花生米终于搓碎了？

  我走到家门口，掏出钥匙开门。屋里暖气开着，热烘烘的。我换了拖鞋，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手机亮了，亮哥发了个微信。

  “二伟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他爸复查结果出来了，指标降了一点。他挺高兴的，说药没白吃。”

  “他高兴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高兴是往上扬的，他高兴是往下沉的，跟松了口气似的。”

  我看着这条微信，打了几个字，删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回了一句：“让他高兴一会儿吧。”

  我把手机搁茶几上，喝了口水。水是温的，喝下去胃里暖了一点。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二伟搓花生皮那个画面。手指头慢慢搓，红皮碎了，落在桌上。搓了一晚上，堆成一小撮。他站起来，把那堆碎花生皮用手掌扫进空碗里，穿上外套，拉链拉上，走进批发商业市场后街的夜风里。

  那碗碎花生皮，老板娘大概倒进垃圾桶了。跟剩菜剩饭混在一起，第二天一早被垃圾车拉走。谁也不知道那堆碎皮里，搓进去了一个人一整个晚上的心思。